梅益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作者：《大江南北》 2014-01期●文化战士天地●

今年1月是梅益同志100周年诞辰。抗日战争期间，梅益同志在上海主持办《每日译报》和《译报周刊》并参与筹办新四军江淮大学及南通大学，1942年至1945年在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任职，抗战胜利后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梅益同志先后担任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为普及发展我国的广播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出自贫寒家庭但却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典范。

梅益，原名陈少卿，1914年1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13岁从城南小学毕业，同年考上潮州省立四中。因为家里穷，学校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梅益却因交不起学费而不能入学，为此，梅益整整哭了一晚。母亲很难过，第二天一早给了他三块银洋，说：“先交一部分，要是学校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他哥哥的同学龚文河将这一情况告诉该校校长杜国庠，杜校长非常同情梅益，摸着梅益的头说：“以后要是你期考在前三名，免你的学费。”就这样，梅益借了别人用过的旧课本入学了。

上学之后，梅益非常用功，课外读了不少书刊，从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冰心和泰戈尔的诗集，到《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还经常到青年书店看《洪水》、《拓荒者》等进步刊物。由于参加革命活动哥哥被捕、龚文河的牺牲以及杜校长的出走，梅益受到很大的刺激，产生了离开潮州的念头。

高一下学期，班里有三个同学要到上海进大学，要梅益一起去，四人到上海考进了由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但是梅益交不起学费，连吃饭也没钱，只能中途辍学，回到家乡城南小学教书。但就是在上海，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后来梅益用教书积存的130元作路费，独自来到北平，住在他在城南小学的同事王伟卿老师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国大学读书的王士英的“第二宿舍”里。他在中国大学旁听进步老师侯外庐等讲课。梅益求知欲很强，又进了中国大学的日语补习班，但因学费太高，只听了不到一个月的课便退出了，改为自学。

这年寒假，中国大学把旁听的穷学生梅益赶出“第二宿舍”，他便搬到宣武门外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居住。梅益开始每天到“北平图书馆”自学英文，常常是一开馆就带干粮钻进图书馆，直到闭馆才离开。有时他也到中国大学听一些课，例如孙席珍讲授的《文学概论》和《小说写作》。为了更方便自学英文，这一年秋季，梅益又从宣武门外的丞相胡同搬到西四的缸瓦市，租了一间民房，这样离图书馆近多了。梅益曾回忆道：“我的英语是自学的，能看懂但不能说，是哑巴英语。”

迫于生活，也为了练笔，梅益在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庸报》、上海的《申报》等副刊以及其他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散文和译作，开始靠稿费度日。

1935年，梅益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介绍人是陈伯达。是年年底，北平“左联”遭到破坏，他的身份被反动当局查出，有被捕的危险，于是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他潜赴上海，投入上海“左联”的活动，担任《每周文学》、《文化导报》刊物的编辑，从此一生与中国文化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并于193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梅益正在上海主编《每日译报》，这时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刘少文同志交给他一本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由阿列斯·布朗从俄文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译本。他对梅益说，上级党组织认为这部作品对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将会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要求他作为党组织交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把它翻译出来。由于梅益当时肩负工作异常繁重，译书一事只能忙里偷闲，一点一滴地进行，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始将全书译毕付印。中译本出版后，果然如预期的那样产生巨大影响，连续影响了以后的几代人。

在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前，梅益还参与了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状况的《西行漫记》的翻译，是该书12个译者之一。后来，他又参与翻译了斯诺夫人韦尔斯所写的《续西行漫记》。

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翻译、出版情况，梅益同志曾在致友人福生的信中作了详尽介绍:

“1938年夏，我国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二年，上海成了敌军包围的孤岛，但党在租界的活动非常活跃。那一年4月，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全国解放后他是总政情报部长，他当时让我每月编一份英文报刊评论摘要送到延安。有一天，他来找我时带来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译本，纽约国际出版社在1937年出版的。英译者阿列斯·布朗。刘少文同志对我说，党组织认为这部作品对我国的青年读者有教育意义，他还说，上海党组织把翻译、出版这部书作为交办的任务交给你，要求越快译出、出版越好。我接受了任务，但同时表示，当时我正忙，白天工作，晚上要编报，一两点才下班。爱人和儿子都在病中，需我照顾，时常刚动手翻译就放下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我才把它译完。当时党组织要我撤离上海，到长江以北，新四军创建的根据地去。全书译完后，曾把前面三、四章请姜椿芳同志①核阅。1942年夏，全书交给徐雪寒同志②，在上海新知书店排印出版。当时书店的同志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一任务的。有一次，搬运纸版的老师傅，被日本兵扣押，关了起来。最后全书在1942年上半年出版。我在上海时没有看到，到了1942年冬天，我到了洪泽湖西岸小镇半城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去看彭雪枫师长时，他正在看书，看的正是上海新知刚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头一次看到新知印的版本。当时上海还出版了另一个译本，书名相同，译者是虞枫，他是一日本留学生，从日文译出来的，只译了上半部，是法租界出版社（东方）出版的。据我后来知道的，新知书店的译本曾在香港、桂林、大连、哈尔滨、张家口和苏北淮阴的新华书店先后出版过。大连出版的书没有切边，很厚的一册，1949年，我在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见过。那是从一位东北人民解放军阵亡的烈士身上找到的，书已浸透鲜血。”

由此可见，梅益在百忙之中翻译这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同时这本译著中的主人公保尔· 柯察金在我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书中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在广大读者中不断传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①    姜椿芳：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哈尔滨英吉利亚细亚通讯社俄文翻译。1936年到上海后，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时代》周刊主编。1945年任时代出版社社长。

②   ② 徐雪寒：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上海创办新知书店，任经理，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救亡情报》主编、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副总干事。1943年在新四军军部工作。

（郑贺摘编自《八十年来家国》）

1943年潮汕大饥荒--“70周年祭”

来源/作者：2013-4-29 12《潮汕大事记》

是年，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寇祸日深，潮汕大旱，米价日涨数次，饿殍遍地，汕头每日死者近百人。达濠镇饿死近1万人，占全镇人口四分之一，海门死者尤多。有10余万人逃荒至福建和江西。

民国32年（1943年）……是年，潮汕地区大旱大饥荒，沦陷区每天都有几百人饿死。全县农村，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触目惊心。潮安饥民大量逃往福建的平和、诏安、云霄、南靖、永安、上杭等地，部分流入江西省。同年，潮州霍乱大流行。城内新街头附近共有居民20户，死于霍乱者便有89人，其中绝户有3户、26人。庵埠仙溪李村，全村300多人，患霍乱病者达100多人。（1995年《潮州市志》）

民国31年大旱，自冬天至翌年3月中旬，连续干旱4个月，没有降雨，本县大部分农田颗粒无收。当年全县饿死、病死达8.16万人，卖儿卖女的4.12万人，外出逃荒的2.73万人。民国32年（1943年），大旱，霍乱流行。死者极多。三饶城北死100多人；茂芝乡死40人；东界和柘林共染病1800多人，死亡150人；汫洲死亡达千人。（1994年《饶平县志》）

民国32年（1943）大旱，饥荒。自去冬至今不雨者将5月，春3月1日始雨，人民欣慰。夏4-5月复旱，米贵，饥民抢食，至5月18日始雨。据民国34年调查，本县在日军侵占期间，饿死病死13.44万人，遭敌祸致死者9.87万人。当时潮阳县长胡公木在报告中有民国“三十二年米荒严重，弃婴塞途，饿殍载道……受敌祸米荒之害者，人民死亡20万人，流离转徙7万人，老弱残疾5万人，房屋拆毁15万间……”等记述。民国32年（1943）夏秋两季饥荒兼霍乱暴发流行，全县死于饥饿和疫病的13.44万人，海门镇死于饥疫者达1.1万多人。（1997年《潮阳县志》）

民国32年（1943）春夏间，数月不下雨，田园龟裂，米贵如珠，每斗价500元，日涨数倍，大批人民往福建等地逃荒，霍乱流行，全县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善堂无法收埋。樟东路、鸥汀市场、店市路、莲阳楼前均每天常见死尸10多具横倒路旁...乡村人口饿死者达三分之一。（1992年《澄海县志》）

民国32-33年大旱，全县饿死、病死1千多人。6月，隆澳东乡、西乡27天内饿死、病死533人，云澳22天内死100人，不少人流落他乡，逃往福建省、台湾省谋生。（2000年《南澳县志》）

民国32年（1943年）4月，因冬春连旱，早造收成无望……据《揭阳民国日报》载：“民国31年（1942年），白米每斗（约20司马斤）83元，翌年2月涨至260元，5月竞涨至990元”。5月中旬，城乡多处出现饥民抢米抢食。县境饥民多以野菜、树根、芭蕉头充饥；部分人则扶老携幼逃荒往兴梅、江西、福建，路上饥病交加，饿殍遍野。据官方统计，1943
年全县饿死 68366人，逃荒24215人，少女、幼婴被拐卖22333人。夏，霍乱流行全县，患者十万余人，死者甚多...... 全县受旱农田约28.3万亩。（1993年《揭阳县志》）

民国32年（1943）：2月至4月，干旱（全县受旱农田3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77%，受灾人口30多万），饥荒，霍乱流行……全县饿死、病死、逃荒共约10万人。（1995年《普宁县志》）

民国32年（1943）大旱灾。从上年冬至是年度6月，连续8个月干旱，田园断青，惠来大饥荒。斗米（约8.5公斤）值国币600元，每亩田换米3斗。饥民吃香蕉头、树皮、草根。惠城出现卖人肉惨况。仅40多天，全县死于饥饿、疫病（流行性霍乱）15万余人，其中饿死8.7万多人。沿海渔村灾情尤重，资深村全村5000多人，饿死、病死、逃亡达4000多人。民国31年（1942），全县有8.31万户，41.65万人，至民国35年（1946），仅存6.01万户，25.57万人。（2002年《惠来县志》）

1943年（民国31年）大旱。1942年10月下旬至次年5月17日止，除3月中旬下雨外，其余时间均无雨，旱情极为严重。南山、灰寨至东南平原大面积农田失收，大批农民逃荒江西，沿途饿、病死者众多。大洋有39户165人背井离乡逃荒江西，途中死去55人；后来返回大洋16户65人，占逃荒人数的39.5%。凤江阳西村共304户1753人，逃荒的62户117人，变卖家产妻儿的301户。河婆圩每天有几十具饿死的尸体，惨不忍睹。（1994年《揭西县志》）

这场灾害，用饶爷的话来说，叫“惨极人寰”。由其总纂的《潮州志》“卷八·大事志”中，有比前述各志“支离破碎”的记载来得更为系统全面的记述：“是岁，潮大饥，饿殍载道。惠来、潮阳灾情尤重。去冬以来，天久不雨，至三月二十一日始雨，四月又亢旱，五月米斗五百元。沦陷区饿毙者，日凡四五百人，普宁、潮阳粮荒严重，惠来滨海渔民尤甚，往往有一村人口而损失过半者。揭阳素称产米之区，亦饿殍载道，五月五日遂禁屠求雨，十四日新亨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十五日月城墟饥民亦抢食，十六日米斗涨至七百元，十八日天雨，稻有起色，米价稍落，民始渐安。潮阳灾情，以海门为最重，海门居民，向业渔，沦陷后，渔船或沈或毁，所存十无二三，而复不得自由出海谋生，饿毙已多，値是夏饥馑，死者尤众，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下红沙窟，凡一万一千余具，时棺木、袋席俱尽，鹑衣裸葬草草掩盖，枕藉若积薪，惨不忍覩，其流落死他乡者，尚不计也。至三十五年四月，县长余建中乃令醵资，移塟于莲花峰之原，是岁，人传赣南前经兵燹，地旷人稀，易于得食，饥民纷纷趋之顾，路途修阻，资斧苦乏，鬻妻卖子者有之，中途填沟壑者有之，流离道左触目伤心，其幸而到达者，又实无以为生。于是，粤赣当局合组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登记入赣人民，据三十三年七月调查结果，总数七万余人，中以揭阳、普宁、丰顺、潮阳为多，大埔、海丰次之，其分配为：自动集资垦殖者仅万余人，自动谋工商业者二万余人，又潮民之逃往闽属平和、诏安、云霄、南靖、永安、上杭等地者，据三十三年七月调查，为数近十万人，以潮安、澄海、揭阳为多，至若沦陷区域，达濠灾情最重，死者万余人，占全人口三分之一，有万人冢、千人冢各一，皆当日丛瘗之所。庵埠饿毙亦数百人，其后死者皆裸葬，是时，汕头检疫之政甚严，故路毙者皆不敢认，甚或家人乘夜舁尸抛弃海中，盖亦惨极人寰矣。”

饶爷总纂的《潮州志》，始修于1946年，“半成品”于1949年。这段文字，应该是距离1943年潮州这场大饥荒时间最近的史料了。由其笔触所体现出的悲悯深情，是当代版各地方志那些仅有冷冰冰的数字记述所无法比肩的。而尤其令人气结的是，前述所引的9本当代版地方志，绝大部分并没有把这场大饥荒引发的死亡灾难做为“大事”来“记”的，也许，方志办老爷们的心，都是钢铁铸造、或花岗岩打造的，否则，潮汕平原“饿殍载道”、潮州人民“鬻妻卖子”的惨况大规模发生，怎么还不叫“大事”呢？在这些没心没肺的方志办老爷们那里，要找出前述资料，你只有到“自然灾害”的章节中去找，并且，也就仅能找到俺前面所抄的那些数字了。

所谓“自然灾害”，俗称即“天灾”，那么，1943年潮州这场大饥荒，仅仅是“天灾”吗？难道与“人祸”真的就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这似乎与东土几千年来“天灾”与“人祸”永远是相生相随的guangrong传统不符喔？遗憾的是，前述所引的9本当代版地方志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有8本是只字无载。只有《揭阳县志》，紧闭的门窗里，还算是留有一条缝：“县城史巷奸商‘裕亨发’碾米行与官府勾结，囤积居奇；各地米商也哄抬米价。”“ 2月19日，元宵节，榕城西门吊桥头悬挂一灯橱，画着一尊弥勒佛坐在大米仓上，—手数佛珠，一手捏紧米袋口，附打油诗：‘我佛本慈悲，米贵袋不开，百姓饥饿苦，只顾自己肥。’县长陈署木知道是在讽刺他，将灯橱主人林悟生抓进监狱，后因邑人有怨言才予以释放。”泱泱大潮汕，除了揭阳的米商是“奸”的，其他各地的米商都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消费者信得过”企业？除了揭阳县长是“肥”的，其他各地的县长什么长都是“瘦”的？果如此，太阳就不是从西边，而是从方志办老爷们家门前的臭水沟里升起了。

 1943年，发生在潮州的这场大饥荒，已被“凝结”成“1943年大灾荒”这么一个专有词条，载入《潮汕百科全书》（1996），永远成为潮州人历史的一个专门章节：“1943年，潮汕地区春旱严重，从上年9月至当年5月，连续9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赤地千里，粮价日涨数次，一些地方出现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国民党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虽于5月20日召开救济粮荒会议，然而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权的地方官员勾结地主、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粮价不断飞涨；而且贪污克扣大量赈济款物，灾民流离失所，且疫病流行，饿殍载道。全区饿死、疫病死亡或逃荒死于途中竟达100多万人，逃荒到闽赣两省达17万人。仅饶平县饿死者达8万多人，卖儿鬻女的有4万多人。沦陷区的达濠镇，饿死万余人，占全镇人口的1/3，遗留了‘万人冢’、‘千人冢’。潮阳县以海门受灾最重，各善堂收埋于莲花峰红沙窿的尸体达1.1万多具。庵埠日死数百人，死后皆裸葬。汕头市区日死近百人。”

 

历史回眸：1943年潮汕大饥荒

历史回眸：1943年潮汕大饥荒

来源： 2011年01月13日 《潮汕文化》

1943年，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潮汕各地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饥荒。《潮州志》谓“是岁潮大饥，饿殍载道”，“惨不忍睹”，“惨极人寰”。兹就当时一些情况略述如下，以见惨状。

米珠薪桂

1943年，由于久旱少雨，“早造大受损害，仅揭、普、澄三县受旱农田便达77万亩，估计全区(市)受旱当在150万亩以上。”(《汕头市水利志稿》)其时奸商却囤藏粮食，操纵粮食市场，造成粮价飞涨，粮荒严重，揭阳素称鱼米之乡，也难逃此劫。据载，1942年，白米每斗(约10公斤)83元，翌年2月涨至260元，5月竟涨至900元。由于米价暴涨，而较多的人又无钱买米，故只能寻找一些替代品以充饥。原来用来喂猪的薯皮、米糠、豆叶，以及香蕉头、青金树叶、苦菜心等，均为人们觅食的对象。后来这些替代品稀少了，一些人便靠吃水维持生命，故出现很多水肿病人;有些人饿到极点，连蛤蟆、蚯蚓也吃，更有甚者连人肉也敢吃。潮州枫溪就有一个饿得发疯的人，在其死去的女儿身上挖肉煮熟充饥，惨不忍睹!(《新韩江闻见录》)

饿殍载道

由于严重缺粮断粮，故饿殍日增，路毙日见，“汕头每日死者近百人。”(《汕头大事记》)潮州开元寺大门前，每天躺有二三十个待毙之人，每死一人，善堂就抬走一个。澄海“樟东路、鸥汀市场、店市路、莲阳楼前均每天常见死尸十多具横倒路旁。”(《澄海县四百年大事记》)因死人日增，棺木袋席俱尽，后死者皆裸葬。“是时汕头检疫之政甚严，故路毙者皆不敢认，甚或家人乘夜舁尸抛弃海中，盖也惨极入寰矣。”(《潮州志·大事记》)这一年，潮汕各县死者甚多。普宁县志》载，饿死、病死、逃荒共约10万人;《澄海县志》则载，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

抢食成风

人为生存，饥荒年路人抢食、墟市抢食是普遍的事。《潮州志》载，“(五月)十四日新亨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十五日月城墟饥民亦抢食。”1943年5月11日《揭阳民国日报》也刊登了一则报道：米珠薪桂，民生疲敝，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以至盗案频生，觅食之风愈炽。潮州城内也有一批人到处流浪，每见有人拿着可吃的东西，便抢过手边吃边走。这种抢食现象约持续一个多月时间。

卖儿弃子

旧社会，多数家庭多生儿女，饥荒年因生活所迫，一些父母为减少家庭压力，将较小的儿女卖到江西、梅县等地，谓“顾大勿顾细，放他去超生。”1943年5月9日《揭阳民国日报》刊登了当时调查到的材料：“(江西)寻邬一县几乎无家不买有潮籍之小孩少女。泰和附近，亦常有居民买难童，且有照重(量)计值， (每)斤仅七八元而已。”抗日战争后原载于泰国《中原日报》的一首诗云：“杨柳辞旧枝，零落将何依，卖儿他乡去，生死两不知。慈母抱儿颈，劝儿心莫悲，荒年米粟贵，乱世生死微……”生动地描写了1943年潮汕大饥荒时，一位母亲被迫出卖儿子，母子依依惜别之惨状。

背井离乡

是年人传赣南前经兵燹，地旷人稀，易于得食，于是大批潮人扶老携幼逃往江西。但因路途远阻，很多人经不起饥饿疲惫折磨，死在路上。后到达江西省的人，“据三十三年(1944)七月调查结果，总数七万余人，中以揭阳、普宁、丰顺、潮阳为多。”(《潮州志》)此外，大批潮民还逃荒到福建的平和、永安、上杭等地，总数近10万人，其中以潮安、澄海、揭阳为多。